从米兰敕令到君士坦丁的陷落:基督教发展中的希腊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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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诏书》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之时,基督徒的数量占罗马帝国人口比例大约在10%,而且信徒主要是帝国东部各个希腊化城邦的居民。公元四世纪末,基督徒人口增长到40%,而到了五世纪末,基督教已经一跃成为社会的绝对主流宗教,信徒高达人口的90%。不到两百年时间,绝大多数的希腊人都从古代多神教信徒转成了基督徒,导致这一快速转变的原因是综合的。

首先,从公元三、四世纪开始,基督教哲学家和雄辩家继续着二世纪以来基督教护教士的传统,进一步把基督教和古希腊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将宗教和哲学糅合在一起,是当时基督教哲学家的新发明,因为在希腊的古典时期,多神教和哲学总的来说是泾渭分明的。而当基督教受到了古希腊哲学的滋养之后,其教义更加精致和深邃。当时的主流基督教哲学家认为古希腊哲学受到了圣灵的启迪,因此与基督教是相通的。他们的证据之一是:希腊语中“哲学家”(φιλόσοφος)一词意为“爱智者”,而非“智者”,这意味着古希腊先哲们虽然生平早于耶稣基督,但作为上帝的造物,他们同样会被圣灵感动,因此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绝不是那个至高的“智者”,而只能以他们的方式去爱、去追求那个至高的“智”,也就是上帝。

另一方面,基督教也没有忘记“扎根”普通民众。由于东罗马帝国社会动荡,时人普遍相信鬼的存在,而当时基督教会经常进行驱鬼的仪式——这些仪式在新约中就有大量记载,包括耶稣所行的大量赶鬼神迹——这使基督教在草根阶层中赢得了众多信徒。另外,基督教也吸收了一些古代多神教的元素,更加贴近当时希腊人的习俗。一个例证就是对数量庞大的圣徒们的敬拜,它延续了希腊人多神崇拜的传统。比如,圣徒尼古拉斯被认为是船员的保护圣人,他对应了古希腊的海神波塞冬,后者的很多神庙都被改成了圣尼古拉斯教堂。又如著名的屠龙者圣乔治,其圣徒事迹明显带有希腊神话中阿波罗杀死凶龙皮同的影子。

当基督教越来越赢得民心的时候,它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经典哲学和多神教——却逐渐没落了。三四世纪的古典哲学已经被发展得非常复杂,连今天的专业研究者都无法明白,自然无法给当时的希腊民众带来心灵慰藉;而古代多神教的很多习俗也被认为是过时的甚至野蛮的,比如在献祭公牛的过程中必须让生牛血从牛的喉管喷射到信徒的嘴里,这是彼时人们无法接受的。多神教失去民心的一个事例,是公元362年东罗马皇帝尤利安的安条克城(即圣经中的安提阿)之旅。362年10月,尤利安去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化城邦安条克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阿波罗祭典仪式,发现空荡荡的神庙里只有一个祭司,祭品只有一只鹅,而且还是祭司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更糟糕的是,几天以后神庙竟然莫名其妙地失火,这大大刺激了尤利安,下令关闭安条克城最大的基督教堂,但遭到了城内80万民众的一致强烈反对,最后皇帝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这座已经被完全基督教化了的名城。

当然,古典哲学以及多神教逐渐退出希腊人精神世界的另一个原因,是罗马帝国官方的刻意压制。米兰诏书颁布时期,东罗马皇帝开始禁止希腊人去传统的神庙请示神谕,而神庙的祭司们如果进行违法的预言活动则会被活活烧死。几十年以后,帝国又颁布法令:求神谕者一律处死。到了公元6世纪初,一些帝国的公职人员在表面上皈依基督教以求得更好的职位,但暗地里却仍然进行多神教崇拜,而他们的行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处以死刑。529年,代表着古希腊理性精神与古典教育的柏拉图学院在运行了一千年之后,终于被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下令关闭于雅典,以防止其散布古希腊的非基督教思想。

从古典晚期到拜占庭帝国晚期的千年之中,希腊不断遭受外敌入侵。从公元3世纪到6世纪,希腊所处的巴尔干半岛先后遭受各个北方蛮族的入侵:哥特人、日耳曼人、阿瓦尔人、斯拉夫人……6世纪之后,希腊人抵御着一波又一波来自东方的不同敌人:6世纪到7世纪,波斯人一度攻占了希腊爱琴海诸岛;7世纪到9世纪,阿拉伯人取代波斯人,成为更大的威胁,并在公元827年攻陷了希腊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直到一个半世纪以后才被收复。公元1000年之后,化的塞尔柱土耳其人(Seljuk Turks)虽然并没有打到希腊本土,但在其后三个世纪中断续统治着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自13世纪起,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并最终在1453年给了拜占庭帝国最后的致命一击。

这些来自北方蛮族或者东方民族的侵袭,一方面导致希腊的社会经济与文化遭受重创,无法恢复其古典时期的灿烂辉煌,从另一方面也促使希腊人更加坚固其基督教信仰。塞尔柱人和奥斯曼人统治者在经济和社会上经常排挤甚至欺凌希腊基督教徒,后者的教会往往失去经济来源和神职人员,因而也无法继续主持社会救济等慈善工作。然而被异教徒统治的希腊人仍然保持了基督教信仰,有的成了“秘密的基督徒”,还有的拒绝改宗甚至不惜殉教。

除了东方,来自希腊西面的压力也不小。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其地域上的西欧人,与拜占庭希腊人在文化、政治、身份认同上一直有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东西教会的分裂是体现两者之间张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位于罗马的主教被视为首位,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屈居第二。但随着西罗马帝国覆灭,君士坦丁堡在政治上的地位提高,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与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互争雄长,分歧加剧。1054年东西教会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最终分道扬镳,基督教由此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彼时前者以西欧为主要影响地区,以拉丁语为礼拜语言,唯罗马教宗马首是瞻;后者以希腊、东欧、小亚地区为主要影响地区,以希腊语为礼拜语言,以君士坦丁堡牧首为教会领袖。

希腊人与西欧人的冲突不仅局限于教会的分裂,更表现在十字军东征上。1095年,在抵抗了几十年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入侵之后,拜占庭皇帝终于无力招架,请求西欧的“基督徒兄弟”来支援,罗马教宗遂号召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自此开始了一系列十字军战役。但西欧人进行十字军东征的目的并不单纯:罗马教宗希望借此机会彻底驾驭东正教会,以此承认自己的最高地位;威尼斯的商人阶层则野心勃勃,试图趁机成为地中海东部的商业霸主;西欧的骑士和平民更多抱着发战争财的幻想而参战,并且在战争中也毫不掩饰,无论对异教徒还是对“基督徒兄弟”希腊人,经常“一视同仁”,烧杀抢掠。因此,十字军东征非但没有加强希腊人与西欧人之间的纽带,反而使希腊人开始“异化”甚至敌视西欧人。尤其是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调转枪头,不但不去攻打异教徒,反而攻陷并洗劫了盟军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后,十字军首领们在拜占庭的领土上建立了几个拉丁王国,希腊本土、爱琴海诸岛、伊奥尼亚海诸岛也随之被其瓜分。这些希腊人所称的“拉丁人”——即以威尼斯人为主的西欧天主教征服者们——立刻在希腊开始了对教会的拉丁化:以拉丁神父替换希腊教会的中高层教士,惩罚或驱逐不以罗马教皇之名进行礼拜仪式的希腊神父。这使希腊人更加仇视西欧人和天主教徒。1261年以后,由于拜占庭希腊人从拉丁人手中夺回了君士坦丁堡,罗马教会对于希腊教会的控制大大放松,在希腊土地上割据为王的拉丁王国统治者也开始给予希腊人信仰东正教的自由,并且东正教会举行的宗教仪式,比如婚礼等,也都得到当地拉丁教会的承认。然而,1204年君士坦丁堡之战已经给希腊人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加剧了希腊东正教会与罗马天主教会的裂痕。

在千年的东西夹击之中,东正教逐渐成为了希腊人抵抗外族入侵的勇气源泉,也逐渐化作希腊人保持身份认同的精神支柱。无论是多神教的北方部落、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或是来自西方的天主教徒,虽然在武力上经常胜过希腊人,但在经济发展和文化水平上都落后于生活在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因此希腊人将这些入侵外族都称为“蛮族”,并骄傲地将自己独特的东正教信仰作为凝聚本民族的中坚力量。希腊东正教相信:与更加“西方化”的天主教相比,东正教在基督教的宗教语言、礼拜仪式、教义教规上都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源自使徒时代的教会传统,并以固守这一传统为荣耀。

公元9世纪到11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与希腊东正教会在东欧异教地区展开了传教竞争。希腊教会获得了长久的胜利,直至今日东正教仍然是东欧地区影响最大的宗教。在希腊传教士的影响下,彼时的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拉夫人、北高加索人、俄罗斯人等先后皈依基督教。希腊教会传教的成功是由一对传奇般的希腊兄弟所奠定的。

哥哥康士坦丁·吉礼洛斯(οΚωνσταντίνος-Κύριλλος,827-869)和弟弟梅索狄奥斯(οΜεθόδιος,815-885)出生于希腊北部城市萨洛尼卡的一个公务员家庭。萨洛尼卡是拜占庭帝国第二大城市,其基督教传统可追溯至使徒保罗。兄弟俩自幼受到良好的希腊教育,由于当时城中有很多斯拉夫人定居,而他们的父亲就是管理当地斯拉夫人的官员,因此两兄弟也会说流利的斯拉夫语。另外,两兄弟还会说拉丁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等。他俩在神学上造诣颇深,公元860年向黑海地区的可萨人(οιΧαζάροι)传教。两年后,应摩拉维亚(Μοραβία,今捷克东部)统治者的要求,两兄弟又被皇帝派到那里传播基督教。863年夏,两兄弟到达摩拉维亚,在仅仅三年之中成功地发展了教徒,组织起了教会。更重要的是,两兄弟在希腊语字母的基础上,发明了斯拉夫字母,并开创性地使用斯拉夫语进行礼拜仪式,还把圣经翻译成了斯拉夫语。这项伟大的创举对斯拉夫民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直至今日。同时期的天主教传教士由于仍然坚持在东欧地区使用拉丁语传教,完败于希腊两兄弟,并不断骚扰他们的传教工作。兄弟俩逝世以后,其学生和追随者们把两人未尽的事业向保加利亚以及南部的斯拉夫人普及,奠定了东正教在该地区的稳固地位。

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希腊东正教是一个相对陌生的话题,因此笔者在这里简单介绍三个具有希腊特色的基督教元素。

首先是希腊人对圣像的崇拜。圣像敬拜在教会早期就存在,支持和反对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两派之争最极端的例子是8-9世纪之间拜占庭帝国的两次圣像破坏运动。公元843年摄政皇后提奥朵拉颁布法规正式宣布圣像敬拜的合法性以后,圣像敬拜正式成为东正教会信仰的一部分。东正教会认为圣像与道成肉身的教义是相符的,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圣像”(εικόνα)。同时,由于早期教会大量依靠圣像来对不认字的人进行宣教,因此圣像也被认为是“图片版的圣经”,其存在的合理性等同于圣经本身,而且据信福音书作者路加就是第一个绘制圣像的人。东正教会严格区分对圣像的“敬奉”(veneration)与对上帝的崇拜(worship),指出敬奉圣像并不等于偶像崇拜,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就是:东正教徒亲吻圣像,就像普通人亲吻爱人的照片一样,我们很清楚我们的爱人与照片并不是一回事。顺便提一句:圣像崇拜在天主教中也存在,但普遍不被基督教新教徒所接受。

东正教圣像与天主教写实的风格大相径庭,原因在于:东正教认为写实的风格会误导信徒认为圣像上的面容就是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圣徒们历史上真实的相貌,而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则强调了圣像的象征性本质以及被画主体的神圣性。因此,东正教圣像具有固定的“格式”,比如金色象征着天堂,红色象征着神性,蓝色象征着人性。所以,圣像上的耶稣衣着总是红内蓝外,表示其本质是神而后化身为人;而圣母玛利亚则反之,表示其本质是人但逐渐圣化。

除了敬拜圣像,希腊人也对圣髑十分崇敬。圣髑主要指圣徒的遗体、遗骨或者遗物,它们被认为是上帝创造神迹的中介物质,往往具有治愈疾病的力量。即使在社会动荡、经济脆弱的时期,拜占庭希腊人仍然竭尽其能建造教堂,但得到精心修筑的教堂往往并不是主教座堂,而是传统上敬奉圣髑的地方,典型的例子是萨洛尼卡的圣迪米特里斯大教堂。圣迪米特里斯是罗马帝国的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士兵,于公元306年在萨洛尼卡殉道,死后逐渐被敬奉为该城的主保圣人(类似于中国古代的城隍),据信当萨洛尼卡屡次遭到蛮族入侵时,他显示了很多神迹保护这座城市。公元4-5世纪在他殉道的地点建立起了圣迪米特里斯大教堂,之后屡次失火,公元629年到634年重建,规模更大也更雄伟。

在东正教世界中,希腊的“圣山”赫赫有名。圣山又称阿索斯山(οΆθως),是拜占庭时期基督教在希腊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圣山”位于希腊北部哈吉迪吉地区(ηΧαλκιδική)的阿索斯半岛上,传说圣母玛利亚在坐船去塞浦路斯看望拉撒路(οΛάζαρος)的路上经过阿索斯半岛,不料船却坏了,玛利亚因此不得不上岸等待船只修复。她见到这个地方景色绝美,不似人间,不禁连连赞叹。就在这时,天上传来声音说:“就让这个地方成为你的花园和天堂,以及所有盼望救赎的人得救的港湾。”从此以后,为了向圣母玛利亚表示崇敬,希腊人禁止其他女性再踏足此地,而只有男性可以上山。

据考证,从4世纪开始就有修道士在这里进行个人的苦修。7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东部的小亚地区战火不断,导致很多修道士来到希腊圣山继续其修道生活,尤其是统治了埃及以后,很多埃及的修行者也来此避难,因此圣山的修道生活从此蓬勃发展起来。两种修道方式——修道院的集体修道和隐修士的单独苦修——在这里并存。883年,拜占庭皇帝正式宣布圣山是修道士的圣地,赐予其独立自治的政治地位,并禁止普通人随意进入。12世纪初,圣山的修道院多达180多座,最大的修道院容纳了800多名修道士,并吸引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斯拉夫修道士远道而来。13世纪拉丁人统治者洗劫了圣山,15世纪以后希腊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长达四个世纪,圣山的独立地位虽然没有动摇,但修道生活受到了重创。1913年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以后,希腊从奥斯曼帝国手中正式收回了圣山所在的阿索斯半岛,但圣山的自治地位仍然被保持下来。当然,今日圣山的领土归属于希腊,其世俗事务也由希腊外交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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